我们再看看名医“走穴飞刀”现象。有医院管理者说，医生“走穴飞刀”所得的报酬是在医院收入的一半以上，而飞刀的时间只占工作时间的1/5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一方面是时间与报酬的比例问题，另一方面是这些报酬与医生所开的检查、药品的收入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也可以说是其技术价值、社会价值较好的体现。

　　“炒号”已然成为中国的一门职业，而且随着“互联网+”的热潮，“炒号”工作模式已经从街边模式转到“互联网+”模式了，形形色色的APP应运而生……深谙中国医疗体制的商家们也看到，只要他们控制了医院的现金流、药品流、卫生材料流，甚至检查检验，他们完全可以把医生养起来。因此，互联网要颠覆传统的医疗模式不是不可能的！

　　不少媒体把“黄牛党”炒号看成是“看病贵、看病难”的根本原因，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医生的价值没有得到公正客观的体现，反而把打击“黄牛党”作为打击炒号的重点。其实，专家的价值连医院的清洁工、保安都知道，而我们却视而不见，岂不可悲？作为冤大头的医生，收到的只是可怜的十几元，成为了“黄牛党”的摇钱树，岂不更加可悲？

　　可见，谁都知道医生的价值潜力很大，“可托”的利润空间很大。唯独我们的支付制度，一直没有把医生真正的价值通过服务价格的调整体现出来。通过市场无形的手配置医生资源和推进分级诊疗，可以让医生价值回归。

　　首先可以断定，儿科医生的短缺实际上是中国医生问题的一个缩影。儿科医生短缺是全世界的现象，但中国儿科医生短缺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。我国的儿科医生除了承担其职业责任、社会责任外，由于医患之间的不信任，承受患者家属非理性要求的压力远远大于其他专科。此外，在非市场非政府的支付制度下，儿科医生与其他强势科室(赢利机会大的科室)相比，他们“惨淡经营”(确实与其他专业一样在经营)。儿科医生短缺折射出来的问题正是目前我国医生的窘迫境遇——医生的价值得不到合理的定价与体现。所以，儿科医生是我国医生群体的一个缩影。

　　其次，分级诊疗是一个好政策，但也是一个伪命题。国外也有分级诊疗，但是国外的分级诊疗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而不是政策行为。即使公众可以自由看病，但是也不得不遵循一个制度的安排——首诊在社区。而中国推行的分诊医疗虽有“制度的安排”，但是非常无力，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真正体现医生的价值，并且医生的价值随服务的场所不同而不同，往往在大医院才有更好的体现。因而，医生的服务平台只能在医院，而且是大医院！医生形成一种从“坝下”往“坝上”走的趋势，“坝上”的资源不断堆积，但即使“坝上”的水满了，也不会轻易让它漫出来流到下游，所以会不断地“扩坝蓄流”，加之政策的逆推动，“坝下”的“民工”根本就无用武之地……

　　由此，人们“凡有病到大医院”的就医习惯和观念随之自然形成——大医院才有大专家，看病就必须找大专家。但事实上，很多常见病、慢性病诊疗以及康复治疗是不需要去大医院的。我国最大、最好医院的院长曾抱怨：80%的病人根本不需要跑到北京来看病。

　　目前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，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，比如建立医联体，甚至不痛不痒地改革支付制度，鼓励社会力量办医等，以期形成分级诊疗的秩序。可惜，一直不能奏效。为什么分级诊疗在国外不是问题，在我国就成问题了呢？为什么分级医疗一直推行不下去呢？根本在于：医生没有流动——医生被圈养或愿意被圈养。这是各项分诊医疗政策不力的主因。

　　我们现在正在走市场机制的路子，如何落实“政府引导，市场推动”呢？我们可以探讨美国医生行医方式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趋势，为我们医改提供一点启迪。